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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彩吧助手
                                                                发稿时间:2020-08-12 15:45:46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在大多数人眼中,身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的哈里斯是一名杰出的黑人政客,但其实,她同样也以自己的印度裔血统为傲。“我名字的读音是‘卡玛—拉’,像有个重音符号,”卡玛拉·哈里斯在2018年出版的自传《我们所坚持的真理》中这样写道。她在书中解释了她的印度名字,“它的意思是‘莲花’,这在印度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莲花生长在水下,花朵浮在水面上,而根则牢固地扎在水底。”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多年前的不到200美元增长到如今1万多美元,8亿多人彻底摆脱了贫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一切可能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在新疆,中国坚定不移打击暴恐势力、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努力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在香港,中国依法打击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活动,恰恰有利于保障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安全和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中国已批准或加入26项国际人权文书。在真相面前,美国一些政客用谎言抹黑中国人权状况的任何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

                                                                自从杜鲁门把美国带入朝鲜的“警察行动”以后,总统已经得到了未经国会同意而将这个国家再次带入战争的权力。同时,白宫总是将战争隐喻扩展到其他事务上——反贫穷战争、反犯罪战争、反毒品战争和反恐战争等。这些隐喻让总统延续了作为军事统帅的神秘性,得以在紧急状态时主张单边行动的权力。经过一连串缺乏反思的战争隐喻,总统已经从国会那里赢得了概括性的法律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单边行动应对各种危机。总统们积极运用这些权力,反复签发总统令,以探索总统法定权力的模糊边界。长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先例,为总统紧急权力的常规化提供了基础。

                                                                必须指出,美国一些政客一味奉行双重标准,动辄把“人权”作为打压他国的政治工具,已完全背弃人权宗旨。国际危机研究组织总裁罗布·马利直言,美方“在促进人权方面言行不一”,“人权似乎纯粹被其当作交易货币”。美利坚大学人权史学家萨拉·斯奈德对美国一些政客在人权问题上毫无国际信誉深感失望,批评他们“拒绝接受美国需要切实履行人权义务并遵守国际协议的主张”。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蒂莫西·西斯认为,在两党极化如此严重的背景下,遏制中国却成为两党的共识。尽管民主党人可能不赞同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某些具体策略,但他们支持特朗普对华的基本态度。例如,2018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就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该法案包含大量遏制中国间谍、军事活动的条款。当地时间11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选定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为自己的副总统选举搭档。消息一出,这位多种族背景的女性搭档立刻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