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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澳客网彩票
                                          发稿时间:2020-08-12 19:22:52

                                          半个世纪前,数理与生命科学都已颇与上一个世纪的情形不同——观察更为细致,理论更为周密。然而,科学家仍继承上个世纪的乐观,对现代科学的未来抱持积极态度,认为绝对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对于科学而言,五十年前的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脱身而出。战时的种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歧视与残暴,宛如一场噩梦!而战后的世界,扰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宁居。人文学科的学者及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者,大都对人类世界及人性已不再能有乐观的想法,对于人类的未来更常存怀疑。有不少人,甚至对世界抱持严重的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荒谬的存在,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价值,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于是,人文与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竟不能沟通,而且,两者之间也安于隔离,甚至不寻求沟通。

                                          “战时总统”与“紧急状态政府”

                                          自从杜鲁门把美国带入朝鲜的“警察行动”以后,总统已经得到了未经国会同意而将这个国家再次带入战争的权力。同时,白宫总是将战争隐喻扩展到其他事务上——反贫穷战争、反犯罪战争、反毒品战争和反恐战争等。这些隐喻让总统延续了作为军事统帅的神秘性,得以在紧急状态时主张单边行动的权力。经过一连串缺乏反思的战争隐喻,总统已经从国会那里赢得了概括性的法律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单边行动应对各种危机。总统们积极运用这些权力,反复签发总统令,以探索总统法定权力的模糊边界。长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先例,为总统紧急权力的常规化提供了基础。

                                          凡此发展,都严重地削弱了一些大家视为当然的假定,理性与客观其实都有其局限性。现代科学自从西欧启蒙时代以来,这些行为有了长远的发展。科学家曾经有相当的信心,以为掌握了锁匙,终有开启宇宙大秘密的一日。今天的科学家较之五十年前已大为谦逊,他们逐渐了解到,实验室井不能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而自主,理性也如青鸟,似乎在又捉摸不到。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数理科学的方法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意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集合而出现的群体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发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活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莫诺向特鲁多办公室表达了媒体对其报道的不满,并要求特鲁多明确表示支持他。特鲁多和莫诺(Bill Morneau)在11日上午进行了交谈后,发表了支持他的声明。据了解,自2015年自由党首次上台以来,莫诺一直担任财政部长。(海外网-加拿大-朱枫杰 高宁)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